华为、中兴，深圳双雄一起在美国被逼到了墙角。在美尚未来得及拓展核心业务，美国国会已经开始对它们进行“威胁国家安全”的调查。
以往面临阻力时，两家公司均采取退让策略，结果是代表“深圳制造”的两家技术龙头企业面临被贴上永久“政治标签”的风险。“韬光养晦”策略行之已久，如今已不知美国贸易保护的底线何在。
现在，以及将来，国内走向世界的企业多是技术型和外向型企业，它们最易被贸易保护所排斥。而深圳则是国内技术和外向型企业最密集的城市。
举例观之，华为中兴在美国，与思科在中国，所受待遇迥异。美国对外围技术竞争者的策略通常是“大而不能进”，而中国对待外企则常常是“大而不能走”。差别待遇如不改变，将直接限制“深圳制造”的升级空间。
如果世界真的像自由主义经济所描绘的要素全流通、资本无国界，“中华双雄”现在遭遇的问题根本不应该出现。早在华为创立不久的1991年，华为一位负责人就慨叹：因得不到外资企业的同等待遇，不敢扩大生产规模。
1994年，华为崭露头角。任正非又在内部提及：内外政策不平等，国内对进口产品有减免税政策，国外厂家又有雄厚资金和本国政府支持。“好的厂家都会被拖垮，差的厂家又成不了气候。”任正非认为，“现状不改变，几年后将被外企一扫而空。”当时国内企业处于低质产品充斥的时代，无技术优势，有政策歧视，生存艰难。
国内对外资优惠的政策面一直没有改变。由于政策优惠和技术优势，造就了外企在中国的天然优势。而在美国市场，中国企业则一次次触礁。实际上美国市场封闭程度非常严重。在收购北电之前，即使是作为欧洲公司的全球第一大设备商爱立信也未能取得明显突破。问题不在市场因素，更多是以“安全”为由的命题。
2011年初，任正非这段内部讲话是对美国市场复杂心情的总结：“我们过去的观点是比较韬光养晦，尽量回避与美国公司正面竞争，能让就让一把，不要去和美国产生直面竞争。那一天是我接到胡厚崑的一个短信，在美国商务部直接干预下，我们Sprint项目做不成了。胡厚崑说美国的团队在哭，我笑了。为什么笑？我终于放下精神包袱了，终于敢于直面和美国公司正面竞争了，不再顾忌什么了，不再向他们妥协了……”
相比之下，美国电信企业思科在中国发展顺风顺水。
中国是思科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的增速第二快的市场。政府、能源、国计民生等各领域，均无障碍。且还在大举进行投资拓展。电信行业分析师马继华称，中国入世之后国门大开，外来跨国公司在华享受超国民待遇，且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都畅通无阻，但国内企业即便非常国际化的IT通信等领域频频被美国以安全为由拒之门外。如无应对之措，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公平竞争地位无从保障。
思科CEO钱伯斯早在十年前就将华为列为最重要的竞争对手，并多次将所谓的华为安全威胁挂在嘴边，全球知名行业媒体CNET也针对此次事件评论称：“思科有可能成为调查背后的最大受益者。”
华为和中兴在美遇阻升级，对深圳来说，不应作为个案看待。
中国的低端消费品在美畅行无阻，因为给当地人带来低成本生活的保障。即便在技术类领域，中国也仅在通信和新能源领域与美有竞争。而一旦威胁到其产业，美方的贸易保护特征十分明显。
但这种非市场化的排斥直接伤害的是中国企业的技术升级、就业和利润。对深圳来说，这或许是受波及的开始。
深圳多年来形成了企业研发的优势，成为中国的专利密集区。其中的华为和中兴不但是深圳的龙头，在全国的科技型企业中也是翘楚。深圳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总数近半，遥遥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其中华为和中兴占比六成。两家公司在国际排名中也跻身前十(2010年分列第二和第四)。
它们是“深圳制造”的名片。经过长期的升级之路，深圳已经有一大批有潜质的技术型和外向型企业。在全球需求缩减的情况下，它们未来的出海之路很可能面临与华为中兴类似的情况。这将成为“深圳制造”升级的阻碍。例如华为在美耕耘十年，至今只能靠卖手机、移动数据卡等终端产品维持运营，在核心技术的拓展和并购一无所获。
而思科在进军中国的同时，大方地解除了跟中兴的合作。
10月9日，中国商务部终于就华为、中兴遭美方调查一事发声，外交部也在当天适时地成立了国际经济司。
后续的贸易纷争可以想见。中国官方和企业组织应该把握的是，在现行的国际市场规则之下，依国际贸易规则，进行市场规范内的强势竞争，改变以往躲闪回避的态度，让合理纷争有结果，不合理的障碍要改变，才能取得尊重和良性拓展。
为避免将来对本地产业的影响，深圳应有前瞻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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